>>政治之困
政治怪象凸显民主之困
在有些人眼里，欧洲国家的民主政治被作为自由民主制度的鼻祖而受到顶礼膜拜。然而，近年来老牌欧洲民主国家出现的种种政治怪象，令欧洲民主制度形象大跌，民主制度也因此遭到严重质疑。
欧洲政坛怪象频现
怪象之一：“黑天鹅”预言成为现实。去年６月，英国通过公投决定退出欧盟，被舆论普遍认为是当年的第一宗“黑天鹅”事件。尽管民意调查显示英国朝野普遍反对“脱欧”，认为“脱欧”将有损英国的国家利益。但最终结果却是“脱欧派”胜出，使英国乃至欧洲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英国舆论分析认为，对于不少支持“脱欧”的普通民众来说，不满现实、渴望变革促使他们投下了情绪性的一票。
“无论是投票选择‘脱欧’或‘留欧’，我都不认为我们从中受益。但我认为，为‘脱欧’冒一次险，值得。”５２岁的利物浦居民西德·奥尼尔告诉新华社记者，“说实话，如果现在举行二次公投，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投票。”奥尼尔的这番话或许正是“脱欧”选民心态的真实写照。
怪象之二：政治“素人”人气高涨。在今年６月提前举行的英国大选中，被英国媒体普遍打压的工党领袖科尔宾，以激进的政策主张和亲近年轻人的竞选策略，带领本党一举在议会夺得２６２个议席，比原来增加了３３个席位，让执政的保守党沦为议会少数党。同样看似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发生在英吉利海峡另一边。在今年上半年的法国大选期间，传统政党推出的竞选人被选民纷纷抛弃，临时组党参选的政治“新秀”马克龙则以高达６６％的支持率当选总统。

然而，选民们对政治新人期望值高，失望也容易。在８月１５日马克龙迎来执政百日时，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已猛跌至３６％，成为自１９９５年以来历届总统执政初期支持率下滑幅度最大的一位。这主要因为他试图推行劳动法改革、削减国防预算等，不仅动了社会各集团的禁脔，也触犯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已有工会等社会团体表示，将从９月开始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为中下层民众争取利益。旨在表示对政府不满的“黑夜站立”等活动将再度在巴黎街头上演。
怪象之三：民粹势力跃跃欲试。民粹主义政治家鼓吹反全球化和一体化、禁止外来移民等极右主张，在欧洲国家的最近几次大选中赢得相当高的支持率。例如，在法国总统选举中，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以得票第二的势头进入第二轮选举。在德国，与“国民阵线”同气连枝的德国选择党的民调支持率目前已超越其他小党，成为仅次于联合执政的联盟党和社民党的第三大政治力量，很可能在今年９月的大选中首次进入联邦议院。虽然今年荷兰和法国大选中，民粹主义政党没有如愿执政，但它们的崛起势头不容小视。
民主优越感不合时宜
欧洲国家的政治怪象，无疑与选民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传统就业机会的消失、赋税的加重、外来移民的增多以及恐袭事件迭起等诸多因素，导致他们对政府不满。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怪象呈现的是一种西方民主政治的代表性危机。
首先，普通民众对主流政党越来越失望，认为传统政党没有代表自己的利益。“另类”政党、“另类”政治越来越有吸引力。法国《世界报》去年底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５７％的受访法国人认为民主制度在法国运行“糟糕”，７７％认为民主制度在法国运行“越来越差”。令法国人有这一感觉的首要原因是“民意代表腐败太普遍”，其他原因还包括“虽然有选举，但什么也没改变”、“社会治安太差”、“民众的诉求没有被考虑”、“民意代表未能很好代表民众”等。

其次，欧洲民主制度看似很公平，但由于投票率低，其结果反而暴露出制度设计的问题。以英国公投为例，赞成“脱欧”的人数只占有资格投票人数的３７．８％。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思·罗戈夫认为，“脱欧”的条件低得离奇，只需简单多数人同意，“少数人”即可绑架多数人的意愿，这场“脱欧公投”暴露出英国民主的缺陷。
更有学者从主导欧洲政治的层面来寻找欧洲民众不满的根源。法国经济学家让·加德雷认为，“寡头政治、经济、金融集团制定出的那些政策造成了现在的危机，当前的制度并没有真正达到民主所希望的吸纳大多数人和告知大多数人的效果”。
实际上，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反思由来已久，当今西方社会面临多重危机叠加，使得这种质疑得以加深和广泛化。法国知名国际问题专家戴维·戈塞（中文名高大伟）表示，从社会治理角度来讲，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有很大的问题，“但我们陷入了一个陷阱，那就是我们（西方人）认为我们的制度是‘最完美的制度’，是不可替代的”。　
然而，在欧洲民主体制的怪象面前，欧洲人的这种民主优越感已经大不如以前。法国《世界报》民调显示，３２％的受访法国人认为其他制度能够和民主制度一样好。
>>经济之困
欧洲经济为何陷于“换挡”之困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曾拥有人类最先进的生产力，一度领跑世界经济。然而近些年来，欧洲经济疲态尽显，迄今没有完全从金融危机中缓过劲来，发展仍陷于“换挡”之困。
复苏仍不稳固
今年以来，欧洲经济开始发力，第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同比增幅达到２．３％。同时，失业率继续回落，７月份欧元区失业率降至９．１％这一８年多来最低水平。
数据看似不俗，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欧洲经济距稳固、平衡、可持续增长仍有不小距离。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玛莉亚·德梅齐说：“最近欧洲的确出现了新的增长，但（增长）仍然疲弱且不稳定。”
记者在走访法国东部洛林地区时的所见所闻也验证了专家的看法。在这一曾经的欧洲煤钢重镇，记者感受到触目惊心的萧条：商铺成片关门、餐馆无人问津、偷税漏税成风……经济长期萎靡让人们对未来失去盼头，社会没了“精气神”。
“我们被抛弃了”、“这是一片没有希望的土地”，多位当地居民对记者这样说。

就连被视作“榜样”的德国，其看似稳健的复苏背后也存在隐忧。德意志银行上月发布报告说，强劲的周期性复苏掩盖了德国经济增长基础被逐渐削弱的事实，预计到２０２５年，德国经济增速将不及２０１６年增速的一半。
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国家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仍未见改善，特别是年轻人失业问题成为经济复苏的巨大拖累。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７月，欧元区年轻人失业率达到１９．１％，其中西班牙年轻人失业率高达３８．６％。
经济政策“跛脚”
当前，欧洲经济复苏仍高度依赖央行“放水”，以至于欧洲央行迄今没有足够信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刺激不足，结构性改革滞后。
在持续去杠杆过程中，投资对欧洲经济增长的贡献偏低。目前，欧元区企业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重约为１５％，远低于危机前水平。
同时，欧元区在减债与扩大公共投资之间陷入两难。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国家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升至８９．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近期发布报告指出，欧元区短期增长风险趋于平衡，但中长期仍被下行风险笼罩。ＩＭＦ认为，在债务高企的欧洲国家，财政不稳定是未来经济可能发生剧烈波动的主要风险源。意大利、法国、葡萄牙等高负债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较小。
结构性改革是解决结构性增长问题的“钥匙”，却在欧洲各国进展迟缓，尤其在大选周期。
欧洲投资银行认为，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欧洲经历了２０年的“竞争力衰退”，欧洲生产力增长水平已落后于其主要贸易伙伴，欧洲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比较优势下降，给欧洲人民提供高回报工作岗位和高质量生活的能力也随之下降。
深层矛盾积重难返
缺乏连贯、有力且协调一致的政策支撑，使欧洲经济难以“换挡”进入强劲的结构性增长，而政策“不给力”的背后则是欧洲社会积重难返的深层次矛盾。
首先，选举制度的局限性使许多欧洲政客把主要精力放到选举而不是治国上，一再贻误改革时机，甚至“开倒车”。其次，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使欧洲国家政府难以高效地调控经济，社会阶层固化影响了民众参与经济活动的信心和获得感。
政治精英对深层弊端心知肚明，但难以大刀阔斧改革，各个利益阶层均不愿承担改革阵痛。当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出现问题时，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因太多掣肘而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专家吕克·鲁邦指出，法国当前种种弊病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精英阶层固化，与中产阶层的鸿沟扩大。控制国家机器的利益集团更注重体制的稳定性，不希望太多变化，从而使改革变得愈发艰难。
>>社会福利之困
欧洲福利制度光环褪色
欧洲国家曾以高福利制度为荣。然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欧洲各国政府普遍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高福利成为沉重的包袱。虽然执政者试图寻求变革，但面临重重困难，举步维艰。
上世纪８０年代前后，欧洲各国普遍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高福利制度，基本涵盖社会各个阶层，个人可享受早期教育、基础教育、住房保障、医疗保险、失业补助、退休金、抚恤金等福利，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
“然而，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东芬兰大学教授尤霍·萨里对新华社记者说。欧洲福利保障制度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政府税收不断增加的基础之上。但随着经济步入慢车道甚至停滞不前，欧洲的高福利制度开始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２００９年，欧盟成员国中经济实力较弱的希腊因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过高，被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降级，揭开了希腊债务危机的序幕。这一危机的爆发，在暴露欧元区内在结构性问题的同时，也让人们再次注意到维持庞大福利体系的风险。
建立在充分就业和高额税收基础上的福利体系，对经济表现的依赖性非常强。一旦经济下滑、失业增加，就会导致税收减少、福利开支不足。例如，芬兰经济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４年连续３年负增长，是欧盟经济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有测算表明，芬兰未来１５年卫生福利部门的资金缺口达１００亿欧元。而芬兰的情况并非个例，欧洲许多国家目前均面临在维持福利保障方面捉襟见肘的窘境。
面对这一问题，欧洲在国家和欧盟层面都试图改革，但面临各种挑战和阻力。
首先是人口红利期已经结束。萨里说，抚养比一直是高福利制度的一个主要隐患。欧洲各国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抚养非劳动力的负担将越来越重。近年来，欧洲不少国家在努力削减福利的同时，设法延长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自我保健、居家养老，呼吁家庭成员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一部分社会责任。
其次，难民成为额外包袱。２０１５年以来，大批来自中东的难民涌入欧洲。收容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需要为他们提供医药、食品、住房、基础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
在一度被视作“高福利典范”的瑞典，２０１５年接收难民人数多达１６．３万。难民涌入使瑞典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资源告急，中央政府不得不将自愿接收难民政策改为各地市强制分配。瑞典行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马滕·布利克斯撰文指出，瑞典的薪酬水平处于全球高位，而绝大多数难民受教育程度低，很难适应当地劳工市场，这两者是个“糟糕”的组合。
再次，福利制度本身使人“变懒”。在福利体系不断制度化的过程中，一直有经济学家提醒，不要让多余的福利变成刚性需求。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发表分析报告指出，欧洲福利制度过分保护劳动者利益，失业保险甚至比一些岗位工资还高，这使得一些人宁肯吃救济，也不愿工作，导致政府税负问题更加严重。
最后，欧洲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也对改革形成掣肘。对于高福利困境，一个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削减福利，但政治家们只顾眼前利益，对长远的改革畏手畏脚。萨里告诉记者，任何政客只要反对福利国家理念，肯定得不到选票。上台者若要推行削减福利的改革，必定遭到利益集团的反对。以希腊改革为例，可以说每一轮削减福利都举步维艰，引发各种抗议活动。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福利制度研究者玛蒂尔塔认为，社会福利在６５年前是一种崇高的理念，如今则更多成了各党派政治谈判的筹码。
>>恐怖袭击之困
恐袭何以成为欧洲的毒瘤​​​​​​​
初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人对街头一幕印象深刻：无论机场还是车站，商厦广场或是旅游景点，荷枪实弹的军警随处可见。即使如此，布鲁塞尔今年已遭遇两次恐怖袭击。

长期以来，欧洲一直是安逸、平静的代名词。但近年来一波又一波的恐怖袭击彻底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它像一颗毒瘤，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欧洲人的神经。
恐怖袭击呈现新态势
今年以来，虽然欧洲各国不断加大反恐力度，欧洲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仍呈现高发态势。恐怖分子还有意挑选游客多、人群密集的场所发动袭击。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８个月，欧洲地区已发生至少１３起恐怖袭击，涉及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瑞典、芬兰等多个国家，造成至少５８人死亡、３００多人受伤。
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前负责人弗雷德里克·加卢瓦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欧洲每４至６周就会发生一次袭击事件。“以至于相对平静一段时间后，人们就会预感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如今的恐怖活动，既有“独狼式”恐袭，也有有组织行动。参与巴塞罗那恐袭、芬兰恐袭等的嫌疑人，没有案底，沉默寡言，平时与常人无异，更增加了警方的查缉难度。恐怖分子还利用社交网络进行串联，并使用日常生产生活工具作案，让防范难上加难。
此外，恐怖分子还越来越呈现出本土化趋势。多起欧洲恐怖袭击的参与者均是土生土长的移民后代。欧洲国家曾对受极端思想影响的人去中东等战乱地区参加恐怖组织睁一眼闭一眼。随着“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在中东国家遭到重创，这些人利用合法居民身份返回欧洲。欧洲刑警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大约有５０００名欧洲人涉嫌前往中东地区参加“圣战”，他们已成为欧洲警方的心腹大患。
欧洲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
法国哲学家鲁文·奥吉安曾说过，产生极端分子的土壤既与欧洲自身社会经济环境有关，也与国际形势密不可分。
首先，恐袭增加与欧洲国家的对外干预政策有关。为争夺资源和市场，欧洲国家一直试图在中东地区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欧洲国家的强势竞争和利己政策不仅没有解决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反而从外部导致阿拉伯世界工业化发展滞后，导致贫困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温床。

欧洲国家还追随美国强行推销“自由民主”，扶持亲己政权，人为在中东地区制造分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问题专家申义怀坦言，欧洲恐袭增多是常年追随美国外交的苦果。近年来，欧洲国家不但追随美国参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还支持“阿拉伯之春”、欲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虽然一直高举反恐大旗，但西方国家奉行反恐双重标准，将反恐问题作为推行其在中东强权政策的工具，非但没有消灭恐怖主义，反而为恐怖主义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导致欧洲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
其次，欧洲近年来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进一步恶化了欧洲社会原本就存在的移民融入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金融危机导致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长期停滞，致使中等收入人群收入增长停滞，人们怨恨情绪不断上升。在英美等国，这些怨恨情绪被投诸于社会顶层的精英和外来移民身上。英美人不愿和外国移民分享他们的“国民身份”和这一身份背后的好处，社会的保守化倾向不断加剧。
再次，西方民主制度固有的悖论导致社会边缘群体利益无法得到保障。鲁文·奥吉安认为，欧洲国家恐怖袭击频发不应仅仅归结为文明和宗教冲突，它还是社会制度内部冲突和矛盾的体现。另外，欧洲国家的基督教主流文化，对穆斯林文化的曲解和排斥仍较为严重。
在欧洲不少国家，穆斯林群体往往被边缘化。如果说第一代少数族裔由于移民的身份还能忍受，他们的后代则普遍存在身份认同的困难和挫折感，感觉自己没有被社会平等对待。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极端分子选择用暴力对抗“被边缘化”，但暴力冲突又让双方陷入“以暴抗暴”的恶性循环，把欧洲拖入越反越恐的怪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认为，欧洲国家应反思各自的内外政策，适时做出调整，才是欧洲长治久安的关键。